王学斌：明体达用体用贯通

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定调，为国有经济发展指明了新方向，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解除了观念上的束缚，为国有资本的优化有效配置提供了更大的空间。

考虑到中小企业对于就业的重要影响，应高度关注。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长4.7%，低于工业增加值6.8%的增速，这是近年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，例如2019年一季度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.5%，同期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%。

包括旅馆住宿、美容美发等在内的人均其他用品及服务支出两年平均增速下降1.7%。在通用航空、教育培训、文化娱乐等领域适当放开供给约束有利于新消费场景的集中涌现。人民银行数据显示，2020年居民家庭储蓄存款同比增长13.9%。今年前三年个月，居民户新增人民币存款一月为1.48万亿元。虽然铁公基等传统基本建设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必然会有所降低，但是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还是至关重要的。

服务业复苏缓慢也体现在其在GDP占比的下降，一季度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.5%、37.2%和58.3%，与上年同期相比，第二产业比重提高1.9个百分点，第三产业比重下降了1.5个百分点。从海外需求看，美国一季度GDP增速环比折年率达到6.4%，欧盟经济预计二季度转正，考虑到欧美宽松政策二季度不会快速推出，中国产品的外需在二季度仍将保持较强的增长态势。事实上，相对于数字经济带来的创新，税法制度如不能及时回应和有效应对，就会客观上形成税法的缺漏，导致数字经济活动与既有税法框架、制度预期存在背离，使数字企业被认为客观上存在逆法避税的行为。

基于信息技术—数字经济—税收法治的内在关联，本文着重探讨了数字税立法应依循的四大基本原理。（二）数字税立法应依循的基本原理数字税立法属于经济立法，各类经济立法均应依循差异性原理、经济性原理和规制性原理，即应当针对现实存在的不合理的或有害的差异，确立多种可实施的规制手段，以消除或减少相关差异，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，使经济运行更经济，从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目标。其中，数字税立法作为对数字经济活动进行税法规制的重要制度安排，既有助于通过维护税收秩序，促进税收分配公平，防控财政意义的税收风险以及数字企业的税法合规风险，也有助于通过相关税法规则的明晰，化解相关管辖权冲突，防控相关国家的税法实施风险。只有切实体现上述各类基本价值，推进相关税法原则的有效协调，才能随数字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优化数字税立法，并持续推动数字税收法治的完善。

总之，上述四大原理密切相关，依循差异性原理和可税性原理，有助于说明数字税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。为此，有必要探讨数字税立法应遵循的基本原理和基本价值，这更有助于形成基本共识。

从全球范围看，数字经济的发展并不平衡。各国数字经济发展和税收法律制度存在的较大差异，加剧了数字经济与税法制度的不匹配，由此引发的问题日益凸显，亟待在制度上有效解决，从而使数字税立法更显必要。只有全面体现三对价值，将国内立法与国际税收治理结合起来，才能有效把握立法的时机、征税的广度和强度，实现数字税立法的预期目标。在有效防控数字经济导致的诸多风险的同时，还要看到发展数字经济的诸多积极意义。

因此，防控风险和保障安全，是数字税立法应体现的重要价值。数字税立法不仅要回应现实的差异性，还要符合可税性的要求，这样才能运用有效的税法规制手段，实现经济性的目标。对上述与相关价值密切相关的两类原则如何协调，同样是数字税立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。数字经济带来的新与旧的冲突在诸多领域都有呈现。

因此，是否具有可税性，会直接影响数字税立法的可行性。为此，依循差异性原理，数字税立法应当基于数字经济领域的客观差异，重新配置相关税权，使税收利益的分配更加公平，从而有效解决不合理的差异问题。

而依循经济性原理和规制性原理，则有助于明晰数字税立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。在以往的立法倡议或制度实践中，欧盟及相关数字输入国（消费国）从国内税收立法的角度，提出了数字服务税、均衡税、预提所得税等设想，有的国家已将相关设想付诸实施。

针对数字税立法的两种路径，各国需要依据本国数字经济的发展阶段，结合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法治发展战略，在立法时机、立法技术等方面作出理性选择，同时，应注意国内立法与国际治理的有机协调，并在总体上构建发展导向型的、具有包容性的数字税制。一、背景与问题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，不仅有力推动了经济增长，也带来了复杂的税收问题。在数字税立法方面，同样要贯彻税法的三大基本原则，即税收法定原则、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，同时，还应在三对价值引领下，加强相关原则的协同。因此，国内、国际的双循环都离不开数字经济的推动，相应地，对于数字税立法如何推进、如何展开，是否征收专门的数字税，等等，都要作出谨慎选择。总之，三对价值构成了数字税立法中的价值体系，能否有效兼顾、权衡和考量上述价值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税收正义和分配正义，会直接影响数字税立法的品质。而在国内税收立法层面，无论主张选择上述哪种立法路径，都应从基本原理、基本价值、基本原则等视角，明晰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、合理性与合法性，并由此形成对立法战略、立法技术等方面的基本共识。

只有厘清课税要素，才能明晰征税的广度和深度。对于此类复杂的立法问题，唯有回归基本原理和基本价值，才能在多重权衡中形成规矩，在基础层面化解认识分歧，从而有助于确立数字税立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则，并据此协调国内和国际的税收立法，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乃至整体经济的发展。

基于数字经济的特殊性，价值创造与税收规则的错配问题普遍存在，并影响相关国家之间的税收利益分配。上述各类原则的协同需在具体立法上加以体现。

为此，下面先着重探讨数字税立法应依循的基本原理，再分析相关的价值引领问题。具体而言，在国内税收立法层面，从企业竞争的角度，往往更重视公平竞争，强调对数字企业和非数字企业平等征税，而不应单独对数字企业给予税收优惠，这同税收法治的精神更加一致。

另一方面，数字经济也会带来诸多风险，涉及技术、伦理、经济、法律等多个层面的问题，在税收领域尤其需要防控其导致的税收分配风险，保障国家的财政安全和整体的经济安全。国家征税要遵循可税性原理，现已成为基本共识。由于在数字税立法中，需要对上述各类价值予以兼顾、权衡和考量，因此，税法的各类原则作为上述价值的具体体现，也应相互协同，从而为各类具体规则的确立提供指引，以保障税法调整目标的实现。在数字经济时代，美国对其数字企业巨头的国际竞争仍持积极的鼓励态度，反对欧洲国家对其征收数字税。

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关差异导致的不公平问题，亟待对传统税法制度作出变革。由于数字经济被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，代表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，其对产业链、供应链、价值链的影响尤为巨大，因此，数字税立法需要把握立法时机，优化立法技术，尤其在具体课税要素的确定方面，应基于各类数字企业收益模式或价值创造方式的差异，考虑是否将所有数字企业作为纳税主体，是否对不同主体的信息行为区别对待，以及如何确定税率和税基，等等。

）进入专题：数字税立法。从经济性原理和规制性原理的维度，有助于说明数字税立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。

只有依循上述基本原理，明晰相关价值引领，才能提升数字税立法和法律实施的质量。这有助于在诸多歧见中形成基本共识，推动国内与国际数字税收法治的完善和协调。

与此相关联，数字税立法需要处理好励进型规范与限禁型规范的搭配，两类措施各自占比的多少，决定着税法制度是包容性制度抑或攫取性制度。因此，数字税立法应同时兼顾效率价值和公平价值，及时回应数字经济发展和税收利益分配问题，既要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有效发展，又要在不同类型企业之间、相关国家之间实现税负公平与税收利益的公平分配。第四，从可税性原理看，对数字经济、数字产业、数字企业、数字价值等可否征税，需要考虑多种因素，尤其要符合可税性的基本要求。基于前述的差异性原理，由于各国经济发展阶段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、税法制度都存在差异，相关市场主体恰恰会利用这些差异，通过事实上的税基侵蚀谋求更大的利益，从而导致相关国家依据现行税法制度的预期可得利益受损，并由此影响其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，因此，对其中涉及的税收公平问题必须通过税制的改进和优化加以解决。

其实，OECD提出的数字经济时代应坚持的税收的中性、效率性、确定性、简化性、有效性、公平性、灵活性以及可持续性原则，正是上述各类价值的具体体现。从国内情况看，我国数字经济在GDP中的占比已超过三分之一，并仍将持续增长。

例如，在数字经济发展早期，OECD曾提出电子商务的税收原则，其强调的效率原则、简化税制原则等，就与效率、自由和发展价值的要求内在一致，并由此会使税制更多地体现包容性。但这些税种是否都属于独立税，与既有的商品税、所得税等是否存在根本差别，仍值得研究。